洪武三年深秋，山西全境的百姓早已被移民令压得喘不过气，洪洞广济寺与大槐树下日夜不休的登记编队，更让恐惧与绝望像野草一样在人心底疯长。故土难离，是刻在农人骨血里的本性，任官府说得再恳切、律令再严苛，百姓心中依旧藏着一丝念想：能逃，便绝不走。
       短短数十日，晋南平阳、洪洞、曲沃、翼城等地逃亡成风。有人趁夜色收拾仅有的衣物干粮，悄无声息摸出村庄，一头扎进连绵的太行山、吕梁山深处，躲进山洞、破庙、废弃窑洞，昼伏夜出，靠野菜、野果、山泉充饥；有人投奔远方亲戚，隐姓埋名，装作雇工、佃户，躲避里甲清查；还有人全家躲入祖坟林地、荒谷野坡，宁愿风餐露宿，也不愿踏入洪洞集结地一步。
       百姓心里都清楚，此去中原，千里荒芜，路途凶险，与其客死他乡，不如拼死一搏。留在山西，哪怕吃糠咽菜，也是守着祖宗故土，死了也能埋进祖坟山岗。
       逃亡的人群里，最多的是青壮汉子，其次是拖家带口的农户，甚至有白发老人拄着拐杖，跟着儿孙一起逃进深山。他们不敢生火，怕炊烟引来官兵；不敢大声说话，怕声响暴露踪迹；不敢走大路，只能在荆棘丛生的小径上艰难跋涉。不少人家把锅碗瓢盆、农具家当尽数抛弃，只带最轻便的干粮与衣物，只求能逃得远一点、再远一点。
        洪洞周边的山谷沟壑，一时间成了逃亡者的临时栖身地。白天寂静无声，夜里才敢悄悄活动，远远望去，荒山野岭间人影绰绰，如同鬼魅。有人在山洞里用石块垒起简易灶台，有人在树下铺些干草便是床铺，老人咳嗽、孩童啼哭、妇人叹息，在空寂的山谷里格外清晰，每一声都透着走投无路的凄凉。
       可逃亡之路，从来都是九死一生。
       深山之中，寒露刺骨，衣衫单薄的百姓冻得瑟瑟发抖；粮食吃完，只能挖野菜、剥树皮、采野果，遇上荒年，连草根都被挖尽；更有野狼、野猪出没，夜里嚎叫声此起彼伏，吓得百姓相拥发抖，彻夜不敢合眼。不少老人和孩子，进山没几天便冻饿病倒，无医无药，只能眼睁睁看着生命一点点消逝，尸骨草草埋在山土之中，连块墓碑都立不起。
        官府的搜捕也紧随而至。
        洪洞迁民局接到大量逃亡呈报，主事官员大惊，一面快马上报京师，一面急调平阳卫官兵进山搜捕。官兵手持刀枪，分成小队，逐山逐谷、逐村逐户清查，遇有藏匿者，立刻锁拿；遇有反抗者，当即擒拿。山谷间时常响起呵斥声、哭喊声、铁链撞击声，打破了山野的寂静，也击碎了逃亡者最后的侥幸。
       被抓回的百姓，境遇凄惨。男子枷锁上身，押回广济寺强制登记编队；妇人孩童被严加看管，不许再离村半步；带头反抗、多次逃亡者，当众杖责、刺字，游街示众，以儆效尤。枷锁压在肩头，铁链捆在身上，逃亡者衣衫破烂、面黄肌瘦，早已没了当初拼死反抗的气力，只剩下麻木与绝望。
       村落里，逃亡被抓回的人家成了警示。里甲手持告示，挨家挨户宣讲逃亡之祸：逃者死，纵者连坐，藏者同罪。百姓看着游街的同乡，听着严酷的律令，心中最后一点反抗的火苗，一点点被冰冷的现实浇灭。
        有人跪在自家田头，对着土地磕头痛哭：“俺生是山西人，死是山西鬼，为啥就不能守着自家一亩三分地？”
        有人抱着祖坟的石碑不肯松手：“祖宗埋在这，俺不能走啊！”
        还有人望着洪洞方向长叹一声，泪水滑落：“逃也逃不掉，躲也躲不开，这就是命啊……”
       从激烈反抗到默默认命，从暗中逃亡到束手就擒，山西百姓的心，在一次次希望与破灭中彻底冷了下来。他们终于明白，这不是官府一时之举，是洪武皇帝定下的国策，是大明王朝重整天下的根本大计。他们是草民，无力对抗皇权，无力改变大局，更无力挣脱命运的安排。
        反抗，是对故土最后的执念；屈服，是活下去唯一的选择。
        秋风更紧，吹落了大槐树上最后一批黄叶，也吹走了百姓心中所有的挣扎。越来越少的人选择逃亡，越来越多的百姓扶老携幼，主动走向洪洞，走向广济寺，走向那棵见证了无数眼泪与别离的古槐。
        他们不再哭嚎，不再争辩，不再逃跑。只是默默地收拾行囊，默默地告别家宅，默默地踏上那条不能回头的路。
        民间的反抗之火，终究被铁律与强权彻底压熄。而这场以血泪铺就的大移民，也因此少了几分喧嚣，多了几分沉重，一步步向着千里之外的中原大地，坚定而悲凉地推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