洪武三年的深秋，寒意早早笼罩了晋南大地，洪洞广济寺外的大槐树下，寒意却远不及人心的冰凉。移民令如同一把无情的剪刀，将无数刚刚安稳下来的家庭生生剪断，其中最令人肝肠寸断的，莫过于朝夕相伴的夫妻分离。有人能携手同行，风雨同舟；有人却被迫一别两宽，此生再难相见。

       大明移民规制严苛，以户为核，以丁为限，并非夫妻便能同往。若夫妻同属一甲、同村同籍，丁口配比相符，尚可一同登记、一同上路，纵然前路漫漫、荒寒千里，能相守相依已是不幸中的万幸。可更多的家庭，或是夫籍在迁、妇籍在留，或是需留媳侍奉公婆，或是丁口拆分各属一方，最终只能被律令硬生生拆散，隔山隔水，音讯渺茫。

        洪洞县西乡的李氏与王石柱，成婚不过五载，儿子刚满三岁，夫妻二人勤俭度日，虽不富裕，却也和睦温暖。移民令下达，王石柱作为家中青壮男丁，被划入迁民名册，目的地是河南彰德府。李氏上有年迈公婆需要照料，按律必须留在山西，孩子年幼，不堪路途颠簸，也无法随行。一纸凭照，将一家人分作两半，一半守着故土的寒窑，一半奔赴千里的荒滩。

       离别之日定在霜降前一日，天未亮，李氏便起身烙饼、缝衣，将丈夫路上的干粮细细包好，又把自己攒下的几文私房钱悄悄塞进他的行囊夹层。她低着头，手指穿针引线，泪水却一滴滴落在粗布衣襟上，晕开小小的湿痕。三岁的孩儿尚在熟睡，她轻轻吻了吻孩子发烫的额头，又摸了摸丈夫粗糙的手掌，千言万语堵在喉头，只化作一句哽咽：“路上，保重。”

       王石柱站在土屋中央，铁塔般的汉子红了眼眶。他是家里的顶梁柱，如今却要抛下妻儿老小，独自远赴异乡。他想承诺，等站稳脚跟就回来接她们母子，可话到嘴边却咽了回去。千里迁徙，九死一生，中原大地白骨遍野，他连自己能否活下来都不知道，又怎能许下轻飘飘的诺言？

       他只能紧紧抱住妻子，手臂用力到发白，仿佛要将这片刻的温暖刻进骨血里。“娘和娃，就托付给你了。”他声音沙哑，“到了地方，我会拼命开荒、拼命种地，只要我活着，一定想办法捎信回来。”

       李氏用力点头，泪水汹涌而出，再也抑制不住哭声。她将亲手做的三双布鞋、一包晒干的野菜、一捧家乡的黄土塞进丈夫怀里：“带着家乡土，到了外面不生病。鞋子穿破了，记得自己缝，别委屈自己。我等你，不管多少年，我都等。”

       天光大亮，差役的催促声已经传到村口。王石柱最后看了一眼熟睡的儿子，看了一眼生活了半辈子的土屋，狠狠心，转身踏入了前往大槐树集结的人流。李氏抱着孩子追出村口，跑了一程又一程，直到再也追不上队伍，只能瘫坐在黄土路上，望着丈夫远去的方向，哭得撕心裂肺。

       大槐树下，这样的夫妻离别随处可见。

       有的新婚燕尔，红烛未冷，喜字还贴在门上，新郎便要远赴中原，新娘扶着树干哭到晕厥，青丝散乱，泪湿罗衫。官差厉声催促，新郎被强行拉入队伍，一步一回头，直到妻子的身影消失在人群尽头。

       有的夫妻相伴半生，早已相濡以沫，丈夫外迁，妻子留守，临别时没有过多言语，只是相互整理好衣襟，默默对望，一眼便是半生牵挂。

       还有的夫妻被迫分离两地，夫迁山东，妇留山西，约定他日重逢，可这约定轻如鸿毛，在乱世与远隔面前，几乎注定成为一生的空盼。

       有人哭喊着不肯放手，被兵卒强行拉开；有人相拥长跪，久久不肯起身；有人默默垂泪，连哭声都不敢放大，怕惊扰了身边懵懂的孩子。大槐树的枝叶在风中沙沙作响，仿佛也在为这人间至痛低声叹息。

       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。可在这场大移民里，他们不是各自飞，是被皇权、被律令、被家国大局强行拆开。他们没有过错，没有背叛，只是生在了一个必须有人离乡、必须有人拓荒的时代。

       踏上征途的丈夫，一路风餐露宿，饥寒交迫，行囊里妻子缝补的衣物、烙好的干粮，是他唯一的支撑。留在故土的妻子，日夜操劳，侍奉公婆，抚育幼子，每逢黄昏，便站在村口向西眺望，望断天涯，也望不回那个远去的身影。

        许多人，这一离别，便是一生。一生音信不通，一生再未相见。一生守着一句承诺，直到白发苍苍，直到埋入黄土。

       也有人侥幸活了下来，在中原开荒安家，数十年后派人回乡寻找，却早已物是人非，故土村落变迁，亲人不知流落何方，只留下一声长叹，两行老泪。

        大槐树下的夫妻别离，没有史书上的浓墨重彩，却藏着最朴素、最真挚的人间深情。他们是大明移民中最渺小的个体，却用各自的悲欢，书写了那段历史最真实、最动人的一页。

       夕阳西下，余晖洒在大槐树上，也洒在一个个离散的身影上。集结的队伍缓缓开动，踏上征途，留下的人伫立在原地，久久不愿离去。

        一声再见，未说出口；一次转身，已是天涯。一场分离，定格成六百年不散的乡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