山西自古聚族而居，一村一姓、一族百口极为寻常，祠堂为心、族谱为脉、祖坟为根，代代相守，从无轻易离散。可洪武移民令一道，四口留一、六口留二、八口留三，任你何等望族大宗，都难逃骨肉拆分、血脉分流的宿命。一时间，晋南各地宗族祠堂，夜夜灯火不熄，哭声彻夜不绝，全族上下，最受煎熬的，便是手握族谱的族长。

       洪洞、曲沃、翼城、襄陵一带，宗族势力深厚，家法严整，族长一言，可定全族大小事宜。可面对朝廷移民铁令，再威严的族长，也只剩下束手无策、老泪纵横。留谁守祖、派谁拓荒？谁留山西、谁去中原？每一个抉择，都如同在心上割肉，每一次定夺，都要断送一家人朝夕相守的团圆。

       消息传到各宗族时，几乎所有祠堂都第一时间紧闭大门，全族男女老幼，黑压压跪满一地，焚香祭祖，哭声震瓦。族长身着长衫，捧着世代相传的泛黄族谱，跪在祖宗牌位前长跪不起，额头磕出鲜血，声声泣血，求列祖列宗原谅，求天地神明指条明路。可香烟袅袅，烛火摇曳，天地无言，祖宗不应，唯一的答案，早已写在那张冰冷的移民告示上。

       各宗族不得不定下规矩，可规矩再公允，也挡不住生离死别之痛。有的宗族以长幼定去留：年过六十者留乡守墓，未满六十青壮全数外迁，中原拓荒，需身强力壮之人支撑；有的宗族以房头定去留：长房留守宗祠、接续香火，二房三房整支迁往山东、河南、河北，开枝散叶；有的宗族人丁繁杂，实在无法取舍，只得用最无奈的办法——抓阄。

        纸团置于铜盘，一个写“留”，一个写“去”，由族中长辈亲手搓制，无半分作假。摸到“留”字者，并非幸运，往往伏地大哭，愧疚难当；摸到“去”字者，大多当场瘫软，泪如雨下，连站立的力气都没有。孩童不知凶险，拽着父母衣角啼哭；妇人抱着幼子，哭倒在柱石旁；白发老人颤颤巍巍，一遍遍抚摸儿孙的脸庞，仿佛要把模样刻进心底。

        族长手持朱笔，站在族谱前，手抖得连笔都握不稳。每圈一个名字，都如同剜心一刀。他要在族谱上清晰标注：某人，迁往山东东昌府；某人，迁往河南开封府；某人，迁往河北真定府。一字落下，一家人的命运就此定格；一行写下，一支血脉就此远走天涯。

        “列祖列宗在上，子孙不孝，并非要拆散宗族，实乃皇命难违，大局难抗。”族长声音嘶哑破碎，全族上下哭声一片，“今日分离，是为保全咱族人性命，延续血脉。中原虽远，却是活路；山西虽好，已难容多丁。凡迁走之人，须谨记祖训，勤俭持家，开荒立业，落地便是家乡；凡留下之人，须守好祖坟祠堂，种好祖田，等候远方族人消息，代代不忘同根同源。”

        族中长辈也纷纷垂泪叮嘱，外迁之人不许改名、不许忘祖，到了落脚之地，仍以原姓氏、原祖籍自称，逢年过节，向西祭拜故土山西。凡同族相遇，须相互扶持，不许相弃；凡子孙后代，须代代相传，祖先来自山西洪洞。

       有些宗族为了让外迁支脉不忘根本，特意拆下祠堂一块小瓦、一片木件、一撮香灰，分装布包，让迁徙族人随身携带，当作故土信物。有些族长亲手写下家训，一式数份，留守与外迁各持一份，约定百年之后，凭家训族谱相认。

       分离之日，全族齐聚祠堂，最后一次共祭祖先。祭酒洒地，哭声震天，人人泪如雨下，不少人哭至晕厥。年幼的孩子被大人抱在怀里，懵懂地看着眼前的一切，不知这一拜，便是与故土祠堂的永别；不知这一去，便是千里之外，再难回头。

       祠堂之外，大槐树下，早已等候着登记的差役与押送的兵卒。宗族拆分完毕，一支支亲人含泪辞别，哥哥送弟弟、父亲送儿子、妻子送丈夫，一步一叩首，一步一落泪。曾经同灶吃饭、同院居住的一家人，从此天各一方，音讯难通，此生能否再见，全凭天意。

        族长站在祠堂门口，望着渐渐远去的族人背影，久久不动，泪水流满皱纹纵横的脸庞。他守住了宗祠，守住了祖坟，却亲手送走了大半骨肉至亲。他知道，自己在族谱上圈下的每一个名字，都将在中原大地生根发芽；他更知道，这些被迫分离的族人，终将用双手，把千里荒野变成良田，把断壁残垣变成人间烟火。

       山西的宗族散了，可血脉没断；故土的家园拆了，可根还在。那些被拆分的家庭，被分流的族人，带着祠堂的香火气息，带着族谱上的名字，带着刻入骨髓的祖训，一步步走向洪洞集结地，走向那棵所有人都难以忘怀的大槐树，走向一场注定悲壮的远行。

       秋风掠过汾河，吹过一座座寂静下来的祠堂，吹过一页页写满别离的族谱。一场以宗族为单位的大离散，就此落下帷幕，而一场以血脉为根基的大重建，才刚刚开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