贫困带给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。人作为一个生命体，是需要休养生息的，时间、空间和营养是生命休养和恢复的三个条件。很多贫困者为了增加积蓄，从口粮中克扣营养，使身体处于营养不良的状态；为了多挣钱便长时间加班——要知道，8小时工作制是由人的生物学特点决定的，超过8小时工作就会对身体造成损伤，体力无法恢复；人均居住面积是生理恢复的空间要求，住房过于狭小和嘈杂会使心理无法放松，甚至出现心理障碍。缺乏这三个条件，就会使生命在萎缩的状态下延续，心理亚健康和生理亚健康并存。
 
安贫乐道是古人追求的一种境界。在这样的境界中，即使一贫如洗，也能心态平静，投入到对知识的追求中去。但在现实中却很难做到，贫困带给人的是慢性压力，精神长期处于亢奋状态。贫困者往往会通过美食、赌博、性行为、烟酒甚至毒品来舒缓心理，而这些东西又加剧了贫困者的经济负担，推高了犯罪率，使贫困者的道德进一步滑坡。长期吸烟饮酒会对人的健康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，从小嗜好烟酒的人，有的到中年便离世了。为什么贫困会给人如此大的压力？因为在经济社会中，多数民生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钱，贫困者的生活难题从当下一直延续到生命终点。当下生活的艰难和对未来的悲观预期，让贫困者的心理压力无法缓解。贫困者最缺的，就是平静祥和的心情。
 
我们这个社会存在对贫困的隐性歧视。贫困者的言行往往是退缩的，饮食起居也难免简陋寒酸，这些表面现象会让他们被社交群体拒绝，陷入社交排斥的状态。社会对贫困者多有刁难和欺凌，有时往往以隐性的方式表现，比如人际交往中的区别对待，往往就是针对贫困者的。
 
贫困者终其一生也很难拥有正常的生活，很难得到与他人平等的对待，更难感受生活的美好与幸福。因为很多东西需要依靠社会和他人的给予才能拥有，比如善意的对待、尊重、情感与真心的接纳。
 
贫困社区往往孕育着一种独特的社区文化，这种文化是在长期资源匮乏的环境中逐渐沉淀形成的，核心特质便是根深蒂固的“唯功利论”。
 
在这种文化语境下，所有生活困惑的解释、人际交往的逻辑，都绕不开“利益”二字——人们不追求情理的契合与情感的共鸣，首要诉求永远是实际利益的索取与保全。这使得社区内的人际关系充满竞争性与紧张感：邻里之间常为一寸土地、一点空间寸土必争，丝毫不让；家庭内部的财产分配更是分厘必较，容不得半点让步；就连父母的赡养责任，也多是相互推诿、刻意剥离，少有人主动承担，仿佛责任的分担就是利益的损耗。更重要的是，这种环境严重缺乏人与人之间的善意、互谅与互助，即便身处人群，个体也常陷入孤立无援的状态，原本应有的情感联结被利益算计彻底剥离。同时，贫困社区也更容易滋生欺凌事件，资源的稀缺加剧了矛盾冲突，弱势者往往难以获得保护，进一步放大了生活的风险与压抑感。这也是许多大龄女性宁可单身，也不愿嫁入贫困社区、与贫困社区的未婚男性缔结婚姻关系的重要原因——既源于对物质匮乏的顾虑，更源于对这种缺乏善意、充满竞争与欺凌风险的生活环境的深深畏惧。
 
这种由资源匮乏催生的功利型文化，进一步固化了社区的生存生态：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与互助，只剩算计与疏离，既难以形成正向的社区凝聚力，更让贫困者陷入“利益优先—关系疏离—孤立无援”的闭环，无形中加剧了脱贫的难度，也让社区的整体氛围更显压抑与封闭。
 
在特定发展阶段，贫富差距可能伴随社会进步出现。贫困是社会发展的代价，是社会高速发展的成本由部分群体承担的结果。所以帮贫和扶贫是国家为主导的全社会的责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