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，纣王的“暴君”形象是被建构的：周武王给纣王罗列的“八大罪”，如“任用小人”（实为重用平民将领飞廉、恶来）、“不敬鬼神”（实为拆除神棍庙宇）、“听信妇人”（商朝妇女本可参政，如妇好）等，在当时背景下并非大错，甚至具有进步意义。这些罪名被认为是周朝史官为了证明伐纣正当而刻意编造或夸大的“售后服务”，后世儒生（如汉朝班固）和小说（如《封神演义》）进一步添油加醋，将纣王塑造成“暴君样板房”。考古证据（如清华简）显示，史书中的骇人听闻罪状多为后世补写。

二，真实动机是政治博弈与权力更替：纣王推行改革，打破贵族世袭特权，重用“无根之人”（平民或外族）为“小臣”，触动了商朝旧贵族（如比干家族、世袭领主）的根本利益，引发强烈不满。周武王利用了这种内部矛盾，打着“替天行道”的旗号，实则是为了打破商朝贵族强权，实现周族崛起。其父周文王早已通过举荐胶鬲等手段渗透商朝内部。

三，牧野之战是“内应”与“倒戈”的结果：所谓“以少胜多”的牧野之战，实则是商朝贵族（如大将军商升、比干之子比年）因利益受损，提前与周武王暗中勾结、约定倒戈的结果。周武王允诺保留投降贵族的特权和地盘，形成“收购联盟”。商军主力当时正在山东征讨东夷，朝歌空虚，且军队成分复杂、忠诚度低。所谓“替天行道”更像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大戏。

四，周朝建立后系统性“妖魔化”纣王：周朝胜利后，发动大规模“话语权运动”，史官系统性地将纣王描绘成集所有恶行于一身的暴君（如“酒池肉林”“炮烙之刑”），放大妲己的“祸水”形象（甚至将其妖魔化为狐狸精），掩盖战争的真实性质。这种叙事被儒家固化，成为后世主流认知。

五，殷墟考古显示纣王废除活人祭祀，而周武王胜利后却一次性献祭三百殷商贵族。学者如郭沫若曾呼吁“替纣王翻案”。现代研究认为，纣王实为改革派君主，其改革虽触动旧势力但未建立新秩序，且连年战争加重民众负担，导致内外交困。所谓“武王伐纣”实则是胜利者书写的历史骗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