拉丁美洲为什么是这样？——地理、历史与经济如何解释一个“永远在寻找自己”的大陆

 

导论：在特奥蒂瓦坎金字塔上吹风，你吹到了什么？

 

想象你站在墨西哥城北边特奥蒂瓦坎的太阳金字塔顶上，风从东边的山上吹过来，穿过一片仙人掌，吹到你脸上。你往北看，是月亮金字塔，再往北，是黄泉大道，一直延伸到地平线。你往南看，是墨西哥城的楼群，密密麻麻，灰蒙蒙的，盖住了阿纳瓦克谷地原来的湖。你站在这座两千年前建的金字塔上，脚下是石头，头顶是云，风很大，吹得你有点站不稳。

 

你大概不会多想，但这座金字塔底下，其实埋着五百年被征服、三百年殖民、两百年独立、一百年革命、三十年新自由主义、十年左翼回潮的灰烬。

 

为什么拉丁美洲这个大陆，拥有全世界最丰富的资源、最肥沃的土地、最勤劳的人民，却总是“永远在等”——等一个强人，等一场革命，等一次改革，等一个奇迹？为什么它独立了两百年，还是有一半人在非正规经济里讨生活？为什么它出过诺贝尔文学奖、诺贝尔和平奖、世界级足球运动员，却总是搞不定一条不堵车的高速公路？为什么它的左派上台说要“21世纪社会主义”，右派上台说要“自由市场”，但老百姓的日子好像没怎么变？

 

答案可能没那么浪漫。拉丁美洲不是一个人，甚至不是一个“大陆”。它更像一家开在地球另一端、被上帝用安第斯山脉劈成两半、被亚马孙雨林堵住、被加勒比海晃晕的“百年老店”。这家店的装修队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，他们在16世纪来了，把原来的房子拆了，盖了教堂、总督府、矿场和种植园。他们走了以后，留了一堆问题：地是别人的，人是混血的，钱是借的，规矩是乱的。然后美国来了，英国来了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了，跨国公司来了，毒枭来了，游击队来了。这家店，从来就没消停过。

 

我们得换一种看法。不能只把拉美史写成国王、总统、将军、革命家的更替。要把它写成一部“一块被上帝用山脉、雨林、海洋锁死的大陆，如何在五百年里，从殖民废墟里长出一百种活法”的国家史。它最早有印加帝国、阿兹特克帝国、玛雅城邦，文明程度比欧洲还高，但西班牙人来了，带着天花和枪炮，把它们灭了。殖民三百年，白银从波托西挖出来，送到西班牙，换来的是教堂、修道院和种族等级制度。1810年代，玻利瓦尔和圣马丁带着军队翻过安第斯山，把西班牙人赶走了。但独立以后，大家发现，国家是独立了，但路没修，学校没建，税没收，军队还是那帮人。十九世纪，拉美在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打来打去，在考迪罗和寡头之间换来换去，在出口繁荣和债务危机之间上上下下。二十世纪，它搞了进口替代工业化，搞了民粹主义，搞了军政府，搞了债务危机，搞了新自由主义，搞了左翼回潮。二十一世纪，它还在找自己的路。

 

所以，当你今天看到巴西在亚马孙雨林里修公路、墨西哥在美墨边境修墙、阿根廷在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谈债务重组、智利在写新宪法、玻利维亚在搞锂矿国有化、古巴在搞私营经济时，不要只把它看成是某个总统的一时兴起。那是这家百年老店，在装修了五百年之后，墙皮还在往下掉，但老板还在凑合着开门。

 

我们今天要做的，就是走进这家店，敲敲每一面墙，听听每一条裂缝——以及，为什么这家店明明资源那么好，生意却总是做不好。

 

 

第一编总论：拉丁美洲国家行为的底层逻辑

 

第一章地理不是背景，是拉丁美洲的“出厂设置”

 

如果你打开拉丁美洲地图，你会发现一个让人绝望的事实：这块大陆，被上帝设计得太“反人类”了。

 

安第斯山脉，从北到南，七千公里，像一道墙，把太平洋沿岸和内陆隔开。你从智利的圣地亚哥开车去阿根廷的门多萨，翻山要半天，坐飞机要一小时，但两百年前，骑马要一个月。亚马孙雨林，比整个西欧还大，里面没有路，只有河和蚊子。你从巴西的马瑙斯去委内瑞拉的圣埃伦娜，直线距离只有几百公里，但坐船要绕亚马孙河，坐飞机要经停三四次。加勒比海，几千个岛屿，分属几十个国家，每个岛都有自己的语言、自己的货币、自己的海关。你在波多黎各买个汉堡，到了多米尼加，就要换比索。

 

这种地理，决定了拉丁美洲的第一个宿命：整合成本极高。你要建一个统一的国家，你得翻山、过河、穿雨林、跨海峡。修一条路，比打仗还贵。打个电话，比写信还慢。发个快递，比寄明信片还难。所以，拉美的国家，从来就不是“自然的整体”，而是“拼出来的整体”——墨西哥拼了中美洲高原，巴西拼了海岸和内陆，阿根廷拼了潘帕斯和巴塔哥尼亚，秘鲁拼了海岸、高地和雨林。每一块拼图，都有自己的脾气，自己的方言，自己的利益。中央想管，地方说：你管不着。

 

地理还决定了拉美的第二个宿命：出口依赖。你想赚钱？你得卖东西。卖什么？卖矿、卖粮食、卖肉、卖咖啡、卖糖、卖油。这些东西，不在本地卖，得运出去。运出去，就得有港口、有铁路、有船。港口在哪？在海岸。铁路从哪修？从矿场到港口，从农场到港口，从雨林到港口。于是，拉美的国家，就变成了“港口国家”——海岸线很忙，内陆很闲；港口很富，山里很穷；出口很赚钱，国内市场很弱。这种“外向型”的经济结构，从殖民时期就开始了，到现在还没改。

 

所以，拉丁美洲的第一个底层逻辑是：地理不决定一切，但它决定你做什么事都贵。修路贵，建厂贵，管地方贵，打仗贵。贵，就得借钱；借钱，就得欠债；欠债，就得卖东西；卖东西，就得看别人脸色。这个循环，转了五百年，还没转出去。

 

 

第二章前哥伦布时代：西班牙人来的时候，这里不是“空地”

 

很多人以为，西班牙人1492年到了美洲，这里是一片“空地”，等着他们来开发。错了。西班牙人来的时候，这里已经有人住了几千年，而且不是散居的原始部落，是有城市、有国家、有军队、有税收、有文字（玛雅）、有天文、有数学的高度复杂社会。

 

墨西哥谷地，有特奥蒂瓦坎，公元500年的时候，人口二十万，比当时的罗马还大。特奥蒂瓦坎人修了太阳金字塔、月亮金字塔、黄泉大道，城市规划比欧洲很多城市都整齐。后来阿兹特克人来了，在特斯科科湖上建了特诺奇蒂特兰，就是今天的墨西哥城。阿兹特克人建了运河、水渠、浮田，把沼泽变成了粮仓。他们还有贡赋网络，从墨西哥湾到太平洋，从北边的奇奇梅卡到南边的瓦哈卡，都要向特诺奇蒂特兰交税。

 

安第斯高地，有印加帝国。印加人修了四万公里路，把从今天的哥伦比亚到智利中部的四百万平方公里连在一起。他们在山上修梯田、建水渠、盖仓库，把土豆和玉米存起来，灾年的时候发粮。他们还有“米塔”劳役制，每个村子出人，轮流修路、挖矿、当兵、种地。这种“国家主导”的动员能力，欧洲直到19世纪才赶上。

 

西班牙人来了以后，他们没有从零开始建国家。他们是在印加、阿兹特克、玛雅的废墟上，盖自己的房子。他们把特诺奇蒂特兰拆了，在上面建墨西哥城；他们把库斯科的太阳神庙拆了，在上面建圣多明戈教堂；他们把印加的路用起来，把阿兹特克的贡赋网络用起来，把安第斯的“米塔”劳役制用起来。他们不是“开发者”，是“拆迁队”。拆迁队的特点是：把旧房子的砖拆下来，盖新房子。所以，拉美的殖民国家，不是“新建”的，是“叠加”的。旧结构在底下，新结构在上面。底下的裂缝，会传到上面来。这就是为什么拉美的国家，总是“看着新，用着旧”。

 

 

第三章征服、教会与殖民国家：西班牙人怎么把拉丁美洲“格式化”了

 

西班牙人征服美洲，靠的不是“文明对野蛮”，靠的是三样东西：瘟疫、盟友、马。

 

瘟疫是最大的武器。西班牙人带来的天花，杀死了90%的印第安人。印加帝国皇帝瓦伊纳·卡帕克，还没跟西班牙人打，就死于天花。他的两个儿子为了争皇位，打了一场内战，把帝国分裂了。皮萨罗来的时候，印加帝国已经自己打残了。阿兹特克帝国也一样，天花在特诺奇蒂特兰流行，皇帝蒙特祖马二世死了，继承者夸乌特莫克带着一群没得过天花的年轻人抵抗，但越抵抗人越少。

 

盟友是第二件武器。西班牙人不是一个人来的，他们带着几千个印第安盟友。科尔特斯打特诺奇蒂特兰的时候，带了二十万特拉斯卡拉人。特拉斯卡拉人是阿兹特克人的死对头，被阿兹特克人压迫了几百年，巴不得西班牙人来帮他们报仇。皮萨罗打库斯科的时候，也带了瓦努科、卡哈马卡等地的印第安人，他们也是被印加人征服的，想借西班牙人的手翻身。

 

马是第三件武器。印第安人没见过马，第一次看到西班牙骑兵冲过来，以为是人和马连在一起的怪物，吓得四散而逃。马还能运货、送信、冲锋，比印第安人的驼羊快十倍。西班牙人靠马，在高原上跑，在平原上冲，在山谷里追，把印第安人的反抗一个个压下去。

 

征服之后，西班牙人建了殖民国家。他们建了“副王区”，墨西哥城是新西班牙副王区的首都，利马是秘鲁副王区的首都。他们建了“总督府”，管税收、管司法、管军队。他们建了教会，修教堂、修道院、神学院，把天主教变成国教。他们建了城市，从圣地亚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，从基多到波哥大，都是西班牙人建的。

 

但西班牙人的国家，不是现代国家，是“法团国家”。它不直接管到每一个人，它管的是“法人”——教会是法人，行会是法人，印第安村社是法人，贵族是法人，商人公司是法人。每个法人有自己的特权、自己的法律、自己的法院。国家是这些法人的“调解人”，不是“统治者”。这种“法团”传统，后来变成了拉美政治里的“特权政治”——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特权，国家只能调解，不能命令。

 

 

第四章奴隶制、种姓社会与大地产：不平等是怎么被“制度化”的

 

拉丁美洲是世界上不平等最严重的大陆。这不是因为拉美人“天生懒”或“天生笨”，是因为不平等被写进了制度。

 

第一个制度，是奴隶制。西班牙人来了以后，印第安人死得太快，不够用，就从非洲运黑人。从16世纪到19世纪，一千万黑人被运到美洲，其中一半去了巴西和加勒比。黑人在种植园里种甘蔗、种咖啡、种烟草，从早干到晚，没有工资，没有自由，没有家庭。他们的孩子也是奴隶，孩子的孩子也是奴隶。巴西直到1888年才废奴，是美洲最后一个废奴的国家。黑奴制度给拉美留下了一个“种族化”的底层结构：白人在上面，黑人在下面，中间是混血。这个结构，到现在还没完全解开。

 

第二个制度，是种姓制度。西班牙人来了以后，跟印第安人混血，跟黑人混血，生了一堆“混血儿”。殖民政府为了管这些人，搞了一套“种姓”体系——西班牙人叫“半岛人”，生在美洲的白人叫“克里奥尔人”，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叫“梅斯蒂索”，西班牙人和黑人的混血叫“穆拉托”，印第安人和黑人的混血叫“桑博”。每种混血有不同名字、不同权利、不同义务。种姓制度让拉美社会变得“非黑非白”，全是中间色。这种“中间色”的社会，很难团结，很难有共同的认同。你是梅斯蒂索，他是穆拉托，他是桑博，你们是“有色人种”，但你们不觉得是一家人。这种“分裂”的认同，一直延续到今天。

 

第三个制度，是大地产。西班牙人来了以后，把最好的地分给自己的亲信。一个庄园，几百平方公里，比一个欧洲公国还大。庄园主在自己地上有绝对权力，可以抓人、打人、关人。农民在庄园里干活，欠庄园主的债，还不清，一辈子出不去。这种“大地产+债务农”的结构，让拉美的农村变成了“庄园主的王国”。国家管不到农村，农村只认庄园主。这种“地方强人”的传统，后来变成了“考迪罗”，再后来变成了“毒枭”，再后来变成了“地方政党老板”。

 

奴隶制、种姓、大地产，这三样东西，把拉美社会焊死了。你从底层往上爬，要翻过种姓的墙、要还清债务的锁、要跨过种族的沟。能爬上去的人很少，大多数人在底下，一辈子不动。

 

 

第五章独立并不等于国家建成：十九世纪的主权破碎与地方军政化

 

1810年，墨西哥神父伊达尔戈在瓜纳华托的教堂里敲钟，喊“独立万岁”。1821年，圣马丁在秘鲁宣布独立。1824年，苏克雷在阿亚库乔打败西班牙军队。拉丁美洲，独立了。

 

但独立的是“主权”，不是“国家”。西班牙人走了，留下的是：一堆没有路的省份、一群没有饷的军队、一帮没有税的政府、一套没人管的法团。谁来管？考迪罗。

 

考迪罗是地方军事首领。他有自己的军队，自己的地盘，自己的税收。他不听中央的，中央也管不了他。中央想收税，他说：你收不到。中央想征兵，他说：我的人不跟你走。中央想修路，他说：我的地不让你过。考迪罗们之间也打，你打我，我打你，赢了就当总统，输了就跑路。墨西哥在独立后的五十年里，换了五十多个总统，平均一年一个。阿根廷在罗萨斯时代，联邦派和中央派打了几十年，布宜诺斯艾利斯跟内陆各省打，打来打去，谁也没赢。

 

为什么独立以后国家建不起来？因为独立战争没有解决三个问题。第一，土地。大地产还在，庄园主还是老大。第二，教会。教会还在，财产还是自己的，法院还是自己的。第三，军队。考迪罗的军队还在，谁给钱听谁的，中央没钱，就不听中央的。自由派说：我们要改革，要没收教会财产，要废除大地产，要建国民军。保守派说：你们是疯子，动了这些，国家就散了。两派打来打去，打了一百年。国家没建起来，倒是打出了无数英雄、无数烈士、无数纪念碑。

 

 

第六章出口繁荣与寡头共和国：世界市场如何塑造拉丁美洲

 

19世纪后半叶，世界变了。欧洲和美国要吃饭、要穿衣、要喝咖啡、要抽雪茄、要修铁路。谁来供？拉丁美洲。

 

阿根廷的潘帕斯草原，养了全世界的牛。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港口，每天有几百艘船装牛肉、装小麦、装玉米。阿根廷人说：我们是世界的粮仓。巴西的圣保罗，种了全世界的咖啡。咖啡树从里约热内卢一路种到米纳斯吉拉斯，圣保罗的港口每天有几百吨咖啡装上船，运往纽约、汉堡、勒阿弗尔。巴西人说：我们是世界的咖啡杯。智利的阿塔卡马沙漠，挖了全世界的硝石和铜。硝石是肥料，欧洲的农田要施肥；铜是电线，美国的工厂要电线。智利人说：我们是世界的矿场。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，种了全世界的剑麻。剑麻是绳子，美国的农场要捆庄稼。墨西哥人说：我们是世界的绳子。

 

出口繁荣，让拉美有钱了。有钱了，就修铁路、建港口、盖歌剧院、买军舰。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，建了科隆剧院，比米兰的斯卡拉还大。巴西的里约热内卢，建了市政剧院，比巴黎的加尼叶还华丽。墨西哥的墨西哥城，建了国家剧院，大理石从意大利运来，吊灯从法国运来。

 

但出口繁荣，也让拉美变成了“寡头共和国”。谁有钱？种咖啡的、养牛的、挖矿的。他们控制国家，选自己的总统，定自己的政策。自由派说：我们要开放市场，让外资进来。保守派说：我们要保护工业，不能让外国货冲垮我们的厂。但不管哪派上台，底层的人都没变。农民还是没地，工人还是没权，印第安人还是没身份。出口繁荣，是“精英的繁荣”，不是“大众的繁荣”。这个矛盾，后来变成了革命。

 

 

第七章进口替代、民粹与军政循环：二十世纪国家能力的再塑造

 

1929年大萧条，拉美的出口崩了。咖啡没人买，牛肉没人买，硝石没人买。工厂关了，工人失业，农民闹事。拉美人说：我们不能再靠卖东西活了，我们要自己造东西。

 

于是，“进口替代工业化”开始了。国家出钱，建钢厂、建水泥厂、建化工厂、建汽车厂。国家收关税，挡住外国货，让本国货卖出去。国家搞补贴，给企业贷款，让它们扩张。国家搞国企，直接管生产。巴西的沃尔塔雷东达钢厂，阿根廷的索米萨钢厂，墨西哥的蒙特雷工业区，都是国家砸钱砸出来的。

 

工业化需要工人。工人从农村搬到城市，从南边搬到北边，从山里搬到海边。他们住贫民窟，挤公交车，在工厂里加班。他们开始组织工会，开始罢工，开始要涨工资。谁给他们？民粹主义者。阿根廷的庇隆，巴西的瓦加斯，墨西哥的卡德纳斯，都是民粹主义者。他们给工人涨工资、建福利、盖学校、修医院。工人支持他们，他们就当总统。当上总统，继续给工人发钱。发钱需要钱，钱从哪里来？从出口来。出口好，钱够发；出口差，钱不够发；钱不够发，工人就闹；工人一闹，军队就出来。军队说：你们这些民粹分子，把国家搞乱了，我们要整顿。于是，政变，军政府上台。军政府搞了几年，经济又不行了，又还政于民。民选政府上来，又搞民粹，又发钱，又闹，又政变。这个循环，在二十世纪的拉美转了几十圈。

 

所以，二十世纪拉美政治的底层逻辑是：出口决定财政，财政决定福利，福利决定选票，选票决定总统，总统决定政策，政策决定出口。这个循环，被经济学家叫做“民粹主义循环”。每次循环，都留下更多的债务、更多的通胀、更多的不平等。

 

 

第八章当代总论：为什么今天的拉丁美洲常表现为主权敏感、再分配诉求强、对外多线平衡

 

今天，拉丁美洲已经独立了两百年，但它的国家行为，还是被几个老问题牵着走。

 

第一个老问题，是不平等。拉美是世界上不平等最严重的大陆。最富的10%的人，占了GDP的40%以上；最穷的40%的人，只占GDP的15%。这种不平等，不是市场造成的，是历史造成的。殖民时期的大地产、奴隶制、种姓制度，独立后的寡头统治、军人政权，都没把不平等改过来。所以，拉美的政治，永远在“再分配”上打转。左派上台，说要搞土地改革、搞累进税、搞全民医保；右派上台，说要搞私有化、搞减税、搞自由市场。两边吵来吵去，但底下的穷人不关心左右，只关心明天有没有饭吃。

 

第二个老问题，是非正规就业。拉美有一半的工人在非正规经济里。他们没合同、没社保、没退休金，在街上摆摊、在工地搬砖、在家给人洗衣服。政府管不了他们，他们也不信政府。他们交不上税，政府收不到钱；政府收不到钱，就发不了福利；发不了福利，他们就更不信政府。这个恶性循环，让拉美的国家总是“半截子国家”——在正规部门里很强，在非正规部门里很弱。

 

第三个老问题，是安全。拉美是世界上谋杀率最高的大陆。墨西哥的毒枭，巴西的黑帮，中美洲的帮派，哥伦比亚的游击队，委内瑞拉的犯罪团伙，把整个大陆搞得人心惶惶。老百姓怕出门、怕坐车、怕开店、怕活着。政府打不过毒枭，就找军队；军队打不过，就找美国；美国来了，毒枭躲起来；美国走了，毒枭又出来。这个循环，也转了几十年。

 

第四个老问题，是主权。拉美被欺负了几百年。西班牙人欺负，英国人欺负，美国人欺负，跨国公司欺负。拉美人怕了，也恨了。所以，拉美的政治，永远有“反美”的调调。左派反美，右派也反美；穷人的反美，富人也反美。反美不是意识形态，是历史记忆。美国在拉美搞过政变、支持过独裁、打过仗、偷过钱。拉美人记性好，忘不了。

 

所以，今天的拉丁美洲，是一个“矛盾的大陆”。它想全球化，又怕被美国吃掉。它想搞市场经济，又怕贫富差距更大。它想搞民主，又怕民粹。它想搞发展，又怕债务。它想搞改革，又怕动不了既得利益。它在左和右之间摇摆，在国家和市场之间摇摆，在主权和依附之间摇摆。摇摆了一百年，还在摇。

 

 

第二编墨西哥：高地中心、革命国家与北美嵌入

 

第九章墨西哥谷的政治引力：从中部美洲核心到现代首都国家

 

如果你从墨西哥城的高楼往下看，你会看到一片灰蒙蒙的平原，四周是山。这就是墨西哥谷。两千年前，这里是一个湖，特斯科科湖。湖中间有岛，岛上有城。阿兹特克人来了，在岛上建了特诺奇蒂特兰。西班牙人来了，把湖填了，在岛上建了墨西哥城。今天的墨西哥城，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，两千多万人挤在当年湖底的淤泥上，地震一来，房子就晃。

 

为什么墨西哥的政治重心，几千年都没变？因为地理。墨西哥谷是中部美洲的“心脏”。它海拔两千米，气候温和，有湖有水，有火山灰肥沃的土。种玉米，一年三熟。养人口，养活了几百万。四周是山，易守难攻。阿兹特克人占了这里，建了帝国。西班牙人占了这里，建了副王区。墨西哥独立以后，还在这里建首都。从特诺奇蒂特兰到墨西哥城，从蒙特祖马到洛佩斯·奥夫拉多尔，权力一直在这块淤泥上。

 

但“中心”也有代价。中心太强，地方就弱。墨西哥的北方，靠近美国，是荒漠和牧场，养牛、种棉花、搞工业，跟美国做生意。墨西哥的南方，是热带雨林和山地，种咖啡、种可可、种香蕉，穷，乱，被遗忘。北边的人觉得，首都太远了，管不着我们；南边的人觉得，首都太近了，压着我们。这种“中心—边缘”的矛盾，从阿兹特克时代就有，到现在还没解决。

 

 

第十章新西班牙：银矿、教会与法团社会

 

16世纪，西班牙人在墨西哥发现了两样东西：银矿和印第安人。银矿在萨卡特卡斯、瓜纳华托、帕丘卡，挖出来的银子，用骡子驮到墨西哥城，再运到韦拉克鲁斯，装船去西班牙。印第安人在矿区干活，在庄园里种地，在教堂里念经。西班牙人把银子和印第安人，变成了殖民地的骨架。

 

新西班牙的治理，靠的是“法团”。教会是一个法团，有地、有钱、有法院。行会是一个法团，管工匠、管价格、管质量。印第安村社是一个法团，管土地、管税收、管劳役。每个法团有自己的特权，自己的规矩，自己的老大。殖民政府是这些法团的“调解人”，不是“统治者”。你得罪了教会，教会找你麻烦；你得罪了行会，行会不给你货；你得罪了村社，村社不给你人。所以，总督要哄着所有人，不能得罪任何一个。

 

这种“法团”传统，后来变成了墨西哥政治里的“特权政治”。教会要特权，军队要特权，官僚要特权，工会要特权，农民要特权，企业家要特权。每个群体都觉得自己特殊，都觉得自己应该被照顾。国家想改革，就得得罪一群人；得罪一群人，就有人闹；有人闹，国家就改不动。墨西哥的“改革难”，不是从今天开始的，是从殖民时期就有的。

 

 

第十一章独立、战乱与自由改革：墨西哥为何长期国家脆弱

 

1821年，墨西哥独立了。独立后的墨西哥，像个刚离婚的中年人，房子、车、存款、孩子，什么都想要，什么都管不好。

 

伊图尔维德当了皇帝，又被赶走。联邦派和中央派打，自由派和保守派打，军队和教会打，穷人和富人打。圣安纳当了十一次总统，每次当上就下台，每次下台又上台。他跟美国打仗，丢了得克萨斯、新墨西哥、加利福尼亚。他跟法国打仗，丢了面子、丢了钱、丢了一颗假腿。墨西哥人恨他，但墨西哥人也不知道换谁。

 

1855年，胡亚雷斯上台。他是个纯血的萨波特克印第安人，矮小，沉默，但倔强。他搞了“改革法”，没收教会财产，废除教会法庭，实行民事婚姻，建立国民军。保守派炸了，说他是“印第安野蛮人”，要毁掉墨西哥。教会炸了，说他是“共济会魔鬼”，要烧掉教堂。军队炸了，说他是“文人懦夫”，要夺掉军权。三派联合，打了三年内战，胡亚雷斯赢了。但赢了以后，法国人来了，扶植了一个奥地利皇帝马克西米利亚诺。胡亚雷斯又打了四年，把法国人赶走，把皇帝枪毙。

 

墨西哥的国家，是被战争打出来的。每打一次，国家就强一点；每强一点，就又有人造反。这种“打出来的国家”，是墨西哥的宿命。

 

 

第十二章波菲里奥时代：秩序、增长与社会撕裂

 

1876年，波菲里奥·迪亚斯当上了总统。他当了三十五年，把墨西哥变成了“秩序与进步”的样板。

 

他修铁路，从墨西哥城到美国边境，从韦拉克鲁斯到太平洋，一万九千公里铁轨，把墨西哥的矿场、农场、工厂连在一起。他搞外资，美国、英国、法国的资本家来了，开矿、建厂、修港口、种橡胶。他搞治安，把土匪抓了，把游击队灭了，把农民赶回庄园。他说：墨西哥需要秩序，秩序就是和平，和平就是发展。

 

发展是真的。GDP涨了，工厂多了，城市大了，铁路通了。但代价也是真的。农民的地被抢了，村社被拆了，印第安人被赶进山里。工人每天干十二个小时，工资低得买不起面包。中产阶级想参政，迪亚斯说：不行。知识分子想说话，迪亚斯说：闭嘴。迪亚斯说：墨西哥需要“面包”，不需要“自由”。等有了面包，再谈自由。

 

但等了一辈子，面包没等到，自由也没等到。1910年，革命爆发了。迪亚斯跑了，墨西哥乱了几十年。

 

 

第十三章革命与1917年宪法：墨西哥如何创造了一个现代革命国家

 

1910年，马德罗喊“有效选举，不得连任”，把迪亚斯赶跑了。但马德罗太温和，左派嫌他右，右派嫌他左。1913年，韦尔塔政变，杀了马德罗。墨西哥乱了。

 

北边，比利亚带着“北方师”，从奇瓦瓦打到萨卡特卡斯。南边，萨帕塔带着“南方解放军”，从莫雷洛斯打到墨西哥城。比利亚要土地，萨帕塔也要土地。比利亚说：地是农民的，还给农民。萨帕塔说：地是村社的，还给村社。两人没谈拢，打了。北边的农民和南边的农民，为了地，打来打去，死了几百万人。

 

1917年，卡兰萨赢了，当了总统。他搞了一部新宪法，把革命的口号写进去。土地是国家的，可以分给农民。矿产是国家的，外国公司要交税。教会不管教育，国家管。工人有罢工权，有八小时工作制，有最低工资。这部宪法，是全世界最进步的宪法之一。但宪法是宪法，现实是现实。卡兰萨没分地，被农民杀了。后来的总统，慢慢分，分了一百年，还没分完。

 

墨西哥革命，不是一场革命，是十场革命。每场革命都有自己的领袖、自己的口号、自己的地盘、自己的死对头。革命完了，谁赢了？不是农民，不是工人，不是知识分子，是“革命党”——后来叫“革命制度党”。革命党把革命的口号变成自己的招牌，把革命的组织变成自己的机器，把革命的领袖变成自己的神像。墨西哥革命，被革命党“制度化了”。从此，墨西哥不是没有革命，是革命被“收编”了。

 

 

第十四章革命制度党体制：国家主导发展与法团整合

 

1929年，革命制度党成立了。它不叫党，叫“革命家庭”。家庭里，有农民、有工人、有军人、有官僚、有教师、有商人。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“部门”，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领袖，每个领袖都有自己的地盘。总统是家长，管着所有人。

 

革命制度党干了三件事。第一，分地。从卡德纳斯到洛佩斯·马特奥斯，分了五千万公顷地，给三百万农民。农民有了地，就不闹了。第二，国有化。1938年，卡德纳斯把外国石油公司收了，变成了墨西哥石油公司。石油是墨西哥的，不是美国的。墨西哥人听了，鼓掌。第三，工业化。国家出钱，建钢厂、建化工厂、建汽车厂。墨西哥的经济，从农业变成了工业。

 

革命制度党也干了另一件事：镇压。1968年，特拉特洛尔科广场，学生示威，军队开枪，杀了几百人。革命制度党说：这是共产党的阴谋。老百姓说：这是政府的屠杀。但老百姓怕，不敢说。革命制度党用“革命”的招牌，盖住了“镇压”的事实。它统治了墨西哥七十一年，是世界上最长的“一党专政”。不是因为它好，是因为它聪明——它把左派的口号拿来用，把右派的钱拿来花，把中间派的选票拿来数。谁都不满意，但谁都不敢动。

 

 

第十五章债务危机、北美自由贸易与民主转型

 

1982年，墨西哥破产了。油价跌了，利率涨了，外债还不上了。总统洛佩斯·波蒂略说：我们没钱了。比索贬值，通货膨胀，工厂关门，工人失业。革命制度党的神话，破了。

 

1985年，墨西哥城大地震，政府救灾不力，老百姓自己救自己。革命制度党的权威，没了。1988年，卡德纳斯（老卡德纳斯的儿子）竞选总统，差点赢了。革命制度党作弊，把他黑了。老百姓上街，骂革命制度党。革命制度党说：再给我们一次机会。

 

1994年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。墨西哥跟美国、加拿大自由贸易。革命制度党说：这是好事，我们会富起来。但老百姓没富，南方土著起义了，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在恰帕斯打游击。他们说：自由贸易是骗局，我们是牺牲品。革命制度党派军队镇压，打了一百多天，没赢，也没输。萨帕塔起义，是墨西哥对北美自由贸易的第一次“说不”。

 

2000年，革命制度党输了选举，国家行动党赢了。墨西哥，民主了。但民主了以后，问题没少。毒枭来了，暴力来了，贫困来了，移民来了。墨西哥人发现，没有革命制度党，日子也没好过多少。

 

 

第十六章当代墨西哥：民族主义、社会政策、治安困局与近岸外包

 

今天，墨西哥是最分裂的墨西哥。北边，跟美国做生意，搞制造业、搞汽车、搞电子，是“全球供应链”的一部分。南边，种玉米、种咖啡、种芒果，穷，乱，被遗忘。中间，是首都，是政治中心，是“另一个墨西哥”。

 

洛佩斯·奥夫拉多尔来了，喊“第四次转型”。他说：我们要把新自由主义倒掉，把腐败倒掉，把不平等倒掉。他发钱，给老人、给残疾人、给学生、给农民。他建机场、建铁路、建炼油厂。他骂美国、骂资本、骂精英。老百姓爱他，因为他说人话。

 

但治安没好转。毒枭还在打，警察还在贪，军队还在杀人。2024年，墨西哥的谋杀案六万起，比阿富汗还多。老百姓怕出门，怕开店，怕活着。洛佩斯·奥夫拉多尔说：要“拥抱，不要子弹”，跟毒枭讲道理。老百姓说：你抱你的，我先跑了。

 

墨西哥的另一个机会，是“近岸外包”。美国要跟中国脱钩，把工厂搬到墨西哥。墨西哥有便宜工人、有北美自贸协定、有美国边境。资本家来了，建厂、招工、出口。墨西哥人高兴，但担心：工厂来了，污染来了，腐败来了，毒枭也来了。墨西哥的宿命，是永远在“机会”和“风险”之间摇摆。机会来了，风险也来了；风险来了，机会就走了。

 

 

第三编巴西：海岸帝国、奴隶制遗产与联邦型大国

 

第十七章巴西的起点：海岸、甘蔗与大西洋奴隶世界

 

1500年，葡萄牙人佩德罗·卡布拉尔在巴西海岸登陆。他没找到金子，没找到银子，找到了一堆红木（巴西木）。葡萄牙人把木头砍了，运回欧洲，卖了。然后，他们发现，巴西的东北海岸，适合种甘蔗。甘蔗需要地，地有；甘蔗需要人，人不够。葡萄牙人从非洲运黑人，把黑奴塞进甘蔗园。巴西的东北，变成了“甘蔗文明”。

 

巴伊亚、伯南布哥、马拉尼昂，都是甘蔗省。每个省有几百个甘蔗园，每个园有几百个黑奴。黑奴从早干到晚，从生干到死。甘蔗榨成糖，糖运到里斯本，里斯本再卖到欧洲。巴西的财富，是黑奴的汗换来的。巴西的底色，是黑奴的血染的。

 

巴西的殖民，跟西班牙美洲不一样。西班牙人在墨西哥、秘鲁建了副王区，建了大学，建了教堂，建了行政中心。葡萄牙人在巴西，只建了港口和甘蔗园。巴西没有副王区，没有大学，没有行政中心。巴西是“碎片化”的殖民——北边种甘蔗，南边养牛，中间种棉花，内陆种烟草。每个地方自己管自己，自己跟葡萄牙做生意。巴西不是“一个国家”，是“一堆殖民地”。

 

 

第十八章矿业、宫廷迁都与领土整合：巴西为何没有像西属美洲那样碎裂

 

17世纪末，葡萄牙人在巴西内陆发现了金子。米纳斯吉拉斯、马托格罗索、戈亚斯，都是金矿区。几万人从海岸跑到内陆，挖金子。金子在米纳斯吉拉斯，矿山在米纳斯吉拉斯，钱也在米纳斯吉拉斯。米纳斯吉拉斯变成了巴西最富的省，黑金城比里约还大。

 

金子也带来了麻烦。法国人想抢，荷兰人想抢，英国人想抢。葡萄牙人怕了，把首都从里斯本搬到里约，1808年。葡萄牙国王若昂六世带着一万五千人，坐着英国船，逃到巴西。里约变成了帝国的首都，葡萄牙变成了巴西的殖民地。巴西人笑了：我们翻身了。

 

若昂六世在里约建了大学、建了图书馆、建了植物园、建了银行。巴西从一个“殖民地”，变成了“宗主国”。1821年，若昂六世回葡萄牙，把儿子佩德罗留在巴西当摄政王。1822年，佩德罗拔剑，喊“独立或死！”巴西独立了。巴西的独立，是葡萄牙王室自己搞的。没有战争，没有革命，没有流血。巴西的独立，是“保守的独立”。国王还在，贵族还在，奴隶还在，大地产还在。巴西变了一个壳，没变里子。

 

 

第十九章帝国巴西：君主制、奴隶制与中央集权的结合

 

巴西独立后，佩德罗一世当皇帝。他搞了宪法，中央集权，把各省管死。各省不干，闹革命。佩德罗一世压不住，退位了，把五岁的儿子佩德罗二世留下。佩德罗二世当了五十年皇帝，把巴西治成了“秩序与进步”的样板。

 

他搞了铁路、搞了电报、搞了蒸汽船。他搞了咖啡、搞了橡胶、搞了棉花。他搞了学校、搞了图书馆、搞了科学院。巴西成了南美最富的国家，里约成了南美最美的城市。但巴西的富，是咖啡的富，是奴隶的富。咖啡在圣保罗，奴隶在咖啡园。圣保罗的咖啡园主，是巴西的“新贵”。他们要废奴，要共和，要权力。佩德罗二世不让，1888年，公主伊莎贝尔签了“黄金法”，废了奴隶。咖啡园主怒了，说：你废了我的奴隶，我废了你的皇位。1889年，军队政变，佩德罗二世流亡欧洲。巴西，变成了共和国。

 

 

第二十章废奴、旧共和国与地方寡头：现代化的保守转身

 

旧共和国，是“牛奶咖啡共和国”。圣保罗的咖啡园主（咖啡）和米纳斯吉拉斯的牧场主（牛奶），轮流当总统。他们搞联邦制，把权力分给各州。各州自己管自己，自己收税，自己养军队。联邦政府管外交、管国防、管钱袋子。

 

旧共和国，是“寡头共和国”。只有有钱人投票，只有有地人当官，只有有关系的人发财。农民没地，工人没权，黑人没身份。1890年代，卡奴多斯农民起义，被政府军屠杀。1910年代，瓦加斯在南方搞革命，被政府军镇压。1920年代，十中尉运动，年轻人要改革，被政府军打散。巴西的底层，一直在造反；巴西的政府，一直在镇压。

 

1930年，瓦加斯赢了。他搞了“革命”，把旧共和国推翻了，把地方寡头压下去了，把中央集权搞起来了。巴西，进入了“瓦加斯时代”。

 

 

第二十一章瓦加斯时代：巴西版国家主义、工业化与法团主义

 

瓦加斯是巴西的“父亲”。他给工人发工资、建福利、盖房子、修医院。他给资本家贷款、减税、保护市场。他给国家建钢铁厂、建石油公司、建水电站。他说：巴西要工业化，工业化要国家，国家要团结。

 

瓦加斯把工人“收编”了。他建了工会，但工会归政府管。他建了劳动法，但劳动法是总统定的。他建了工人党，但工人党听他的话。工人有福利，但没有权力；工人有工资，但没有自由。瓦加斯的巴西，是“法团国家”——工人、资本家、官僚，都是国家的“法人”，听国家的指挥。

 

1945年，瓦加斯被军队赶下台。1951年，他又选上了。1954年，他自杀了。他留下一封信，说：我走了，但巴西要跟我走。巴西人哭了，瓦加斯成了“人民之父”。巴西的国家主义，是瓦加斯留下的；巴西的工业体系，是瓦加斯建起来的；巴西的社会福利，是瓦加斯给的。瓦加斯是巴西的“俾斯麦”，也是巴西的“庇隆”。他是独裁者，也是人民领袖。他是过去，也是未来。

 

 

第二十二章军政府、亚马孙开发与发展主义的高压版本

 

1964年，军队政变，推翻了民选总统古拉特。军政府说：我们要反共，要发展，要秩序。他们搞了“经济奇迹”，每年增长10%，修路、建厂、修水坝、修核电站。他们修了横贯亚马孙的公路，从贝伦到巴西利亚，从巴西利亚到秘鲁边境。他们把亚马孙的雨林砍了，把亚马孙的河填了，把亚马孙的印第安人赶了。他们说：亚马孙是巴西的，巴西要开发亚马孙。

 

军政府也搞了镇压。抓人、关人、杀人、拷打人。1968年，颁布“第五号制度法令”，关议会、关法院、关大学。知识分子跑了，艺术家跑了，科学家跑了。巴西的“经济奇迹”，是军事镇压换来的；巴西的“发展主义”，是高压政治支撑的。

 

1985年，军政府还政于民。巴西，民主了。但民主了以后，经济不行了，通胀来了，债务来了。1980年代，巴西的“失去的十年”。老百姓说：军政府不好，民主政府也不好，那谁好？没人好。

 

 

第二十三章民主化之后：福利宪政、社会不平等与商品繁荣

 

1988年，巴西新宪法出来了。它是“福利宪法”。它说：卫生是全民的，教育是免费的，退休金是国家的，土地是农民的。巴西有了“社会权利”，但没钱。政府想发钱，但没税；政府想收税，但没票；政府想改革，但没票。

 

1990年代，卡多佐搞“雷亚尔计划”，把通胀压下来了。2000年代，卢拉搞“零饥饿计划”，把穷人喂饱了。卢拉还赶上大宗商品繁荣，中国要铁矿石、要大豆、要石油，巴西有。巴西富了，穷人富了，中产阶级富了。卢拉的支持率，80%。巴西人笑了，说：我们是“金砖国家”，我们是世界第六大经济体。

 

但繁荣是假的。成本太高，投资太少，腐败太多。2014年，“洗车行动”揭露了巴西石油公司的腐败网。企业家给政客送钱，政客给企业家批项目，项目给巴西带来债务。卢拉被抓了，罗塞夫被弹劾了，特梅尔被骂了，博索纳罗上台了。巴西的民主，乱了；巴西的经济，垮了；巴西的社会，裂了。

 

 

第二十四章当代巴西：联邦碎片、农业资本、社会保守主义与对外平衡

 

今天，巴西是最分裂的巴西。北边穷，南边富；海边工业，内陆农业；城市自由，乡村保守。卢拉回来了，说：我们要搞再工业化、搞绿色经济、搞社会包容。博索纳罗在底下骂：你是共产党，你是贼，你是毁掉巴西的人。巴西人不知道信谁，信卢拉的，是穷人；信博索纳罗的，是富人；中间的人，谁都不信。

 

巴西的农业，是世界的粮仓。大豆、玉米、牛肉、鸡肉、咖啡、糖，卖给中国、卖给欧洲、卖给美国。农业资本家有钱，有国会，有政府。他们要修路、要减税、要开放市场。环保主义者说：你们砍雨林，你们杀印第安人。农业资本家说：你们是疯子，你们不让巴西发展。

 

巴西的亚马孙，是世界的肺。雨林砍了，气候变了，旱灾来了，洪水来了。巴西人说：这是我的地，我想砍就砍。世界说：这是全世界的肺，你不能砍。巴西夹在“主权”和“责任”之间，出不去。

 

巴西的对外政策，是“战略自主”。卢拉要跟中国做生意，也要跟美国做朋友；要跟俄罗斯聊天，也要跟欧洲谈贸易。巴西是“金砖”，也是“南方共同市场”；是“全球南方”，也是“西方文明”。巴西想当老大，但没钱；巴西想说话，但没人听。巴西是“未来的国家”，永远在未来。

 

 

第四编安第斯：高地帝国、矿业国家与多民族政治

 

第二十五章垂直生态与高地国家：安第斯政治为何不同于海岸型拉美

 

安第斯山脉，是南美洲的脊梁骨。从北到南，七千公里，从委内瑞拉到智利，从哥伦比亚到阿根廷。山上有雪，山下有雨；山上有矿，山下有土；山上有印第安人，山下有混血儿。安第斯是“垂直”的世界——从海平面到四千米，从热带雨林到高山草原，从海岸沙漠到高山湖泊。每上升一千米，温度降六度，植被变一种，动物变一类，人种变一样。

 

印加人最懂“垂直”。他们在海岸种棉花，在山谷种玉米，在高地种土豆，在草原养驼羊。他们把不同海拔的物产，用路连起来，用仓库存起来，用“米塔”运起来。印加帝国，是“垂直帝国”。

 

西班牙人来了以后，把“垂直”变成了“等级”。白人在海岸，混血在山谷，印第安人在高地。海岸是港口，是城市，是文明；高地是矿场，是庄园，是落后。这种“垂直等级”，后来变成了安第斯国家的“垂直分裂”——首都都在海岸（利马、圣地亚哥、基多），但人口在高地；权力在海岸，但财富在高地；文明在海岸，但传统在高地。首都想管高地，但路不好走；高地想听首都，但首都听不懂。安第斯的政治，永远在“海岸”和“高地”之间扯。

 

 

第二十六章银矿、米塔与殖民高地：资源国家的原型

 

1545年，西班牙人在波托西发现了银矿。波托西在今天的玻利维亚，海拔四千米，是世界上最高的城市。银矿挖出来，用骡子驮到阿雷基帕，装船到卡亚俄，再运到巴拿马，过地峡，到波尔图贝洛，装船到塞维利亚。波托西的银子，养活了西班牙帝国两百年。

 

银子是谁挖的？印第安人。西班牙人把印加的“米塔”劳役制接过来，让高地村社出人，轮流去波托西挖矿。矿洞里又黑又闷，又冷又湿，印第安人下去，就上不来。波托西的银子，是印第安人的命换的。

 

波托西的矿主，是西班牙人；波托西的商人，是西班牙人；波托西的教会，是西班牙人。波托西是西班牙人的城市，印第安人只是“劳动力”。矿挖完了，波托西就空了。今天去波托西，还能看到空荡荡的教堂、空荡荡的广场、空荡荡的银矿。波托西的废墟，是安第斯的伤疤。

 

 

第二十七章独立后的安第斯共和国：主权建立了，社会并未被整合

 

1824年，苏克雷在阿亚库乔打败西班牙军队，安第斯独立了。秘鲁、玻利维亚、厄瓜多尔、哥伦比亚，成了共和国。但共和国是“空壳”。主权有了，但国家没有；宪法有了，但法律没有；总统有了，但军队没有；税收有了，但钱没有。谁来管？考迪罗。

 

玻利维亚的考迪罗，是圣克鲁斯。他搞了“玻利维亚—秘鲁联邦”，想把两个国家合并。智利不干，派兵打。圣克鲁斯输了，联邦散了。秘鲁的考迪罗，是卡斯蒂利亚。他搞了铁路、搞了教育、搞了税收。但他也搞了独裁，抓反对派，关报社。厄瓜多尔的考迪罗，是加西亚·莫雷诺。他是天主教狂热分子，把国家献给“耶稣圣心”。他搞了教会学校、教会医院、教会监狱。他说：厄瓜多尔是“耶稣的共和国”。

 

安第斯的共和国，是“考迪罗的共和国”。总统是将军，将军是地主，地主是考迪罗。考迪罗听自己的，不听国家的；国家听考迪罗的，不听人民的。这种“私人家族统治”，是安第斯的底色。

 

 

第二十八章土著多数与公民资格：为何安第斯政治长期围绕“被承认”展开

 

安第斯国家，有一半人是土著。秘鲁、玻利维亚、厄瓜多尔，土著占40%以上。但独立后的共和国，不承认土著。宪法说：所有人都是公民。但“所有人”是白人，是混血，是城里人，不是土著。土著是“野蛮人”，是“未开化者”，是“需要被文明的人”。土著的地被抢了，土著的语言被禁了，土著的宗教被废了。土著变成“二等公民”。

 

1952年，玻利维亚革命。矿工和农民造反，把军队打了，把庄园分了，把矿山国有化了。土著第一次有了地，有了权，有了脸。埃沃·莫拉莱斯，是土著，是矿工，是古柯农。2005年，他当了总统，是玻利维亚第一个土著总统。他搞了“多民族国家”，把土著的权利写进宪法。他说：玻利维亚不是“共和国”，是“多民族国”。土著不是“二等公民”，是“第一公民”。厄瓜多尔的科雷亚也搞了“多民族国家”，但没玻利维亚深。秘鲁的托莱多也土著，但没搞“多民族国家”。安第斯的“多民族”实验，玻利维亚最深，厄瓜多尔次之，秘鲁最浅。为什么？因为玻利维亚土著最多，玻利维亚革命最深，玻利维亚的“被承认”的诉求最强烈。

 

 

第二十九章革命、改革与反叛：安第斯为何成为意识形态实验场

 

20世纪的安第斯，是革命家的实验室。1952年玻利维亚革命，矿工和农民自己搞的，不是共产党，不是苏联，是“民族革命”。1960年代，秘鲁的“光辉道路”，是毛派，是游击队，是恐怖分子。他们从阿亚库乔的山里打出来，打到利马边上。政府打不过，军队打不过，警察打不过。1992年，藤森把光辉道路的头目古斯曼抓了，光辉道路才散。1970年代，哥伦比亚的“革命武装力量”，是共产党，是游击队，也是毒贩。他们种古柯，卖可卡因，跟政府打了五十年。2016年，政府跟革命武装力量和谈，革命武装力量解散了，但“民族解放军”还在打。

 

安第斯为什么出革命？因为土地问题没解决，种族问题没解决，国家整合没解决。穷人没地，土著没脸，国家没力。革命家说：我们替你们打，替你们争，替你们死。穷人信了，土著信了，年轻人信了。革命打了五十年，死了几十万人，穷人的地还是没分到，土著的脸还是没被承认，国家还是没力。革命，是安第斯的“悲壮实验”。

 

 

第三十章资源民族主义：油气、铜、锂与国家主权的再发现

 

安第斯有矿，很多矿。秘鲁有铜，智利有铜，玻利维亚有锂，厄瓜多尔有油。铜是电线的原料，锂是电池的原料，油是汽车的原料。全球要绿色能源，就要铜，要锂。安第斯说：这是我的矿，我要自己挖。

 

智利的铜，是国家的。1971年，阿连德把美国铜矿公司收了，变成“智利国家铜业公司”。皮诺切特没把它私有化，智利人爱“国家铜业”。铜价涨了，智利富了；铜价跌了，智利穷了。智利的经济，是“铜的经济”。玻利维亚的锂，是全球最多的。莫拉莱斯把锂矿国有化，说：锂是玻利维亚的，不是外国公司的。但他没技术，没资本，没市场。锂矿挖不出来，钱赚不到。莫拉莱斯被赶下台了，锂矿还在底下。厄瓜多尔的油，是雨林里的。科雷亚把油收归国有，但油在雨林里，挖油要砍树，砍树要毁林，毁林要得罪环保主义者。科雷亚说：我要发展，我要钱，我要主权。环保主义者说：你要雨林，你要气候，你要地球。厄瓜多尔夹在“钱”和“树”之间，出不去。

 

安第斯的资源，是安第斯的财富，也是安第斯的诅咒。有资源，就有外资；有外资，就有依赖；有依赖，就有冲突。安第斯的政治，永远在“欢迎外资”和“赶走外资”之间摇摆。

 

 

第三十一章多民族国家与左翼转向：安第斯何以频繁出现“重建共和国”的诉求

 

21世纪初，安第斯左转。委内瑞拉的查韦斯，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，厄瓜多尔的科雷亚，秘鲁的托莱多（中间偏左），智利的巴切莱特（中左）。他们喊“21世纪社会主义”，喊“多民族国家”，喊“资源主权”。他们说：我们要重建共和国，让穷人进来，让土著进来，让被遗忘的人进来。

 

玻利维亚的多民族国家，是“最左”的。莫拉莱斯搞了新宪法，把土著的权利写进去，把自然资源的权利写进去，把国家的权利写进去。他说：我们是“多民族国”，不是“共和国”。厄瓜多尔的多民族国家，是“最绿”的。科雷亚搞了新宪法，把自然写进宪法，说：自然有权利，不能破坏。但科雷亚也挖矿，也挖油，也砍树。他说：我们要发展，但我们要“可持续发展”。秘鲁没有多民族国家，只有“国家”。托莱多搞了“土著协商”，但没搞“土著权力”。加西亚搞了“自由市场”，把秘鲁卖给外国公司。乌马拉搞了“社会包容”，但没搞“制度变革”。

 

安第斯的左翼，是“不彻底的左翼”。他们想要改变，但改不动；他们想要革命，但革不了；他们想要主权，但借了钱。左翼走了，右翼来了；右翼走了，左翼又来了。安第斯在左和右之间，在革命和改革之间，在主权和依附之间，永远摇摆。

 

 

第三十二章当代安第斯：国家能力不均、社会动员强、政策波动大

 

今天，安第斯是最不稳定的安第斯。秘鲁换了六个总统，七年六个，比换衣服还快。智利人上街，要新宪法、要更好的福利、要更公平的社会。玻利维亚人上街，要莫拉莱斯回来，也要莫拉莱斯走。厄瓜多尔人上街，要科雷亚回来，也要科雷亚走。安第斯的街头，永远有人；安第斯的议会，永远在吵；安第斯的政府，永远在换。

 

为什么？因为国家能力不均衡。首都强，地方弱；城市强，农村弱；海岸强，高地弱。政府想管，但管不了；政府想改，但改不动；政府想发钱，但没钱。社会动员强。工会会罢工，农民会封路，印第安人会游行，学生会占领大学。谁都能上街，谁都能闹，谁都能让政府停摆。政策波动大。左派上台，搞国有化、搞福利、搞再分配；右派上台，搞私有化、搞减税、搞自由市场。政策转来转去，老百姓晕了，外资跑了，经济垮了。

 

安第斯的宿命，是“永远在找平衡”。在国家和市场之间，在中央和地方之间，在海岸和高地之间，在白人和土著之间，在左和右之间。它找不到，就永远晃。

 

 

第五编加勒比：种植园群岛、海洋中介与脆弱主权

 

第三十三章加勒比不是边缘，而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前沿实验室

 

加勒比海，是美国后院，是欧洲前院，是非洲的出口。哥伦布1492年到了巴哈马，以为到了印度，叫当地人“印第安人”。他错了，但加勒比从此变了。西班牙人来了，英国人来了，法国人来了，荷兰人来了，丹麦人来了。每个岛都有自己的国旗，自己的语言，自己的货币，自己的海关。加勒比是“群岛世界”，不是“大陆世界”。

 

加勒比是种植园的故乡。甘蔗从新几内亚来，种在巴巴多斯、牙买加、海地、古巴。糖从加勒比来，卖到欧洲。糖需要人，人从非洲来。黑奴被塞进船里，从塞内加尔、刚果、安哥拉运到加勒比。船在海上漂两三个月，黑奴死一半，剩一半，到岸上，卖到种植园。种植园里，黑奴从早干到晚，从生干到死。加勒比的历史，是糖的历史，也是黑奴的历史。

 

加勒比也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实验室。股票、期货、保险、离岸金融，都在加勒比先试。伦敦的糖价，是加勒比的糖价；纽约的咖啡价，是加勒比的咖啡价；华尔街的期货，是加勒比的期货。加勒比是“世界市场”的试验田。试验成功了，欧洲富了；试验失败了，加勒比穷了。

 

 

第三十四章海地革命：加勒比政治现代性的原点

 

1791年，海地的黑奴起义了。他们烧甘蔗园，杀白人，打法国兵。起义了十三年，1804年，海地独立了。海地是世界上第一个黑人共和国，第一个奴隶起义建国的国家。拿破仑派兵去镇压，黄热病把法国兵杀了一半。拿破仑说：算了，把路易斯安那卖给美国，不管海地了。海地独立了，但独立了以后，没人理它。美国不理，欧洲不理，拉美也不理。海地被孤立了。

 

法国说：你要独立，可以，但你要赔钱。赔多少？九千万法郎，相当于今天的两百亿美元。海地没钱，借钱赔。借了法国的钱，还了法国的债；还了法国的债，又借美国的钱。海地从独立那天起，就背着债。这笔债，还了一百多年。海地的穷，不是自己穷的，是被法国“罚”穷的。

 

海地革命，是加勒比的“原点”。它证明了黑奴可以起义，可以建国，可以自己管自己。但它的代价太大，大到海地到今天还没爬起来。

 

 

第三十五章古巴、波多黎各与多米尼加：帝国边缘如何进入现代政治

 

加勒比有三个大岛：古巴、伊斯帕尼奥拉、波多黎各。伊斯帕尼奥拉分两国：海地和多米尼加。三个岛，三种命运。

 

古巴是西班牙的“永远忠诚的岛”。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都独立了，古巴不独立。古巴人怕海地，怕黑奴起义；古巴人爱西班牙，爱天主教，爱国王。1868年，古巴人起义了，打了十年，没赢。1895年，又起义了，打了三年，美国来了。1898年，美西战争，美国打败西班牙，占了古巴。古巴独立了，但美国在古巴有海军基地，有甘蔗园，有银行。古巴是“独立的国家”，也是“美国的殖民地”。1959年，卡斯特罗革命，把美国赶走了，把甘蔗园收了，把银行国有化了。古巴变成社会主义国家，美国封锁了古巴六十年。古巴的穷，不是自己穷的，是被美国“锁”穷的。

 

波多黎各是美国的“未合并领土”。1898年，美国从西班牙手里抢了波多黎各。波多黎各人想独立，美国不让；波多黎各人想当州，美国也不让。波多黎各是“自治邦”，自己管自己，但外交、国防、货币是美国管。波多黎各人用美元，当美国兵，唱美国歌，但选不了美国总统。波多黎各是“二等公民”。

 

多米尼加是海地的邻居。1822年，海地占了多米尼加。1844年，多米尼加独立。独立以后，乱。考迪罗打来打去，美国来，美国走，特鲁希略来了。特鲁希略是独裁者，当了三十一年总统，杀了几万人。1961年，特鲁希略被暗杀，多米尼加又乱了。美国又来，又走。多米尼加是“美国的后院”，美国想管就管，不想管就不管。

 

 

第三十六章糖业、旅游、离岸金融与侨汇：加勒比经济为何高度外向

 

加勒比的经济，是“外向”的。以前卖糖，现在卖旅游。以前种甘蔗，现在盖酒店。以前运黑奴，现在运游客。牙买加的游客，每年四百万；多米尼加的游客，每年六百万；巴哈马的游客，每年八百万。加勒比的经济，靠的是外国人的钱包。外国人有钱包，加勒比有沙滩；外国人有假期，加勒比有阳光；外国人有信用卡，加勒比有免税店。外国人不来了，加勒比就穷了。

 

加勒比还有“侨汇”。一半的加勒比人住在国外，在美国、在加拿大、在英国、在西班牙。他们每个月寄钱回家，给爸妈、给老婆、给孩子。牙买加的侨汇，占GDP的15%；海地的侨汇，占GDP的20%。加勒比的经济，靠的是外国人的钱包，也靠的是外国人的汇款。外国人不寄钱了，加勒比就穷了。

 

加勒比还有“离岸金融”。开曼群岛、巴哈马、百慕大，是世界的“避税天堂”。跨国公司在这里注册，在这里开户，在这里洗钱。加勒比的小岛，靠离岸金融活。开曼群岛有六万人，但注册的公司有十万家。加勒比的经济，是“影子经济”——看得见，摸不着；有钱，但没税；有公司，但没工人。

 

 

第三十七章小岛国家与脆弱主权：加勒比为何特别重视区域合作

 

加勒比的小岛，国土小，人口少，军队弱，经济脆。牙买加、特立尼达、巴巴多斯，是“中等岛”；圣卢西亚、格林纳达、多米尼克，是“小岛”；安提瓜、圣基茨、英属维尔京群岛，是“微岛”。小岛怕飓风，飓风来了，房子倒了，路断了，树折了，旅游没了。小岛怕海平面上升，海平面上升了，沙滩没了，港口没了，机场也没了。小岛怕毒品，毒贩从哥伦比亚来，经过加勒比，到美国、到欧洲。小岛警察抓不住，军队打不过，政府管不了。

 

小岛自己管不了，就找别人管。找谁？找“加勒比共同体”。加勒比共同体是加勒比的国家联盟，管贸易、管外交、管安全、管救灾。小岛们说：我们一个人打不过，一起打；一个人扛不住，一起扛。加勒比共同体还搞“加勒比法院”，管人权、管贸易、管腐败。小岛们说：我们自己管不了自己，让法院管我们。加勒比的主权，不是“绝对主权”，是“合作主权”。你让一点，我让一点，大家一起活。

 

 

第三十八章冷战加勒比：革命、安全与美国后院逻辑

 

冷战时期，加勒比是美国后院。美国说：这是我的地盘，苏联不能来。苏联说：你的地盘，我想来就来。1959年，卡斯特罗革命，古巴变红了。美国炸了，说：这是共产主义，这是苏联的棋子。美国封锁古巴，暗杀卡斯特罗，派兵打古巴（猪湾事件）。苏联在古巴放导弹，美国差点跟苏联打核战争。加勒比，差点变成核战场。

 

美国还打多米尼加。1965年，多米尼加内战，美国派兵，说：这是防止共产主义。美国还打格林纳达。1983年，格林纳达左派政变，美国派兵，说：这是保护美国学生。加勒比的小岛，是美国的“后院”。美国想打就打，想走就走；小岛想喊，没人听；小岛想哭，没人看。

 

 

第三十九章灾害、犯罪、港口与债务：当代加勒比的治理难题

 

今天，加勒比最怕三样东西：飓风、犯罪、债务。飓风每年夏天来，把房子吹倒，把树吹断，把路吹烂。2017年，飓风“玛丽亚”把多米尼克吹没了，总理说：我们要“气候难民”。犯罪是毒贩带来的，毒贩从哥伦比亚来，经过加勒比，到美国、到欧洲。小岛警察抓不住，军队打不过，政府管不了。债务是借的，借来修路、建酒店、买飞机。飓风来了，路坏了，酒店倒了，飞机停了，债务还在。加勒比的国家，是“债务国家”。借了还，还了借，借了再还，永远还不清。

 

 

第四十章当代加勒比：弹性、迁移外交与多边生存术

 

今天，加勒比最会的是“弹”。飓风来了，弹；毒贩来了，弹；债务来了，弹。弹是加勒比的生存术。加勒比人很早就学会了“走”。没工作，走；没饭吃，走；没安全，走。走的人多了，就变成了“侨汇经济”。加勒比人还学会了“说”。在联合国说，在气候变化大会说，在世界银行说。说我们的岛要淹了，说我们的海要涨了，说我们的地要没了。说多了，国际社会就听了，就给钱了，就援助了。加勒比人还学会了“合”。一个人打不过，合起来打；一个人扛不住，合起来扛。加勒比共同体、东加勒比国家组织、加勒比法院，都是“合”的产物。

 

加勒比的宿命，是“永远在弹”。弹是加勒比的智慧，也是加勒比的悲哀。加勒比不是不想自己站直，是站直了，风太大，会倒。

 

 

结论：拉丁美洲的九条底层逻辑

 

现在，我们可以回答开篇的问题了：为什么拉丁美洲是这样的？

 

第一，地理逻辑。安第斯太高，亚马孙太密，加勒比太碎，路太远，山太多，河太宽。整合成本高，所以国家永远在“拼”。

 

第二，殖民逻辑。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来了，把原来的房子拆了，盖了教堂、矿场、种植园。他们走了以后，留下的是种族等级、大地产、法团特权。这些旧结构，拆不掉。

 

第三，独立逻辑。独立战争解决了宗主权，没解决社会问题。国家独立了，但人民没解放。国家是“空壳”，社会是“拼图”。

 

第四，出口逻辑。拉美靠卖东西活，卖矿、卖粮、卖肉、卖咖啡。出口好了，国家有钱；出口差了，国家没钱。国家的财政，是“出口的财政”。

 

第五，民粹逻辑。出口有钱了，民粹主义者发钱。发钱有选票，选票有权力，权力有腐败，腐败有危机。民粹循环，转了几十年。

 

第六，军政逻辑。民粹闹大了，军队出来。军队要秩序，要发展，要反共。军队搞独裁，搞镇压，搞腐败。军队搞不下去了，还政于民。军政循环，也转了几十年。

 

第七，新自由主义逻辑。1980年代债务危机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了，说：你们要开放，要私有化，要减税。拉美开放了，私有化了，减税了。但贫富差距更大了，非正规就业更多了，国家更弱了。

 

第八，左翼回潮逻辑。21世纪初，左派来了。查韦斯、卢拉、莫拉莱斯、科雷亚、基什内尔，他们说：我们要搞21世纪社会主义，要搞再分配，要搞主权。但大宗商品繁荣结束了，钱没了，左派走了。

 

第九，当代摇摆逻辑。今天，拉美在左和右之间摇。左派上台，搞福利、搞国有化、搞主权；右派上台，搞市场、搞开放、搞联盟。老百姓在左和右之间，不知道信谁。拉美的宿命，是“永远在摇”。

 

把这九条逻辑叠在一起，你就得到了拉丁美洲：一家开在安第斯山脚下、亚马孙雨林边上、加勒比海中间的百年老店，招牌是自由，菜单是革命，后厨是债务，老板是考迪罗，客人是游击队、毒枭、跨国公司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。这家店，从来不关门，但也从来没装修好过。

它的每一道裂缝，都有原因；它的每一次摇晃，都有逻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