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原早已是白骨露野、千里空荒的人间绝境，而被太行山与黄河死死护住的山西，却在数十年的安稳里，养出了一番让天下艳羡、又让官府头疼的繁庶景象。

       只是这繁庶的背后，早已悄悄憋足了一触即发的危机。

       自元末乱世起，山西就成了天下难民唯一的逃生路。

       山东人逃来了，河南人逃来了，河北人逃来了，淮西人逃来了。拖家带口，扶老携幼，一路饥寒交迫、尸骸相撑，只为翻过那一道天险太行，踏进这片不遭兵、不遭水淹、不遭大旱的安乐土。

       本地民户本就生生不息，数十年无大战乱、无大瘟疫，男婚女嫁，子孙满堂，户口本就成倍翻涨。再加上四方流民源源不断涌入，落地生根，开荒拓土，不过短短几十年，山西一省之地，竟挤下了近乎中原半壁的人口。

       洪武元年，天下户口清册送到朱元璋御案前，数字触目惊心：

         河北、河南、山东三地户口相加，不及山西一省之半。

       人，多到了溢出来的地步。

       可山西的田地，却少得可怜。

       东有太行，西有吕梁，中间沟壑纵横，山连山、沟套沟，称得上沃野平川的，也就只有汾河沿岸一线之地。原本祖上留下来的田地，经过几代分家，早已越分越碎、越分越小。

       在平阳府，在洪洞、赵城、临汾、曲沃这些人口最密的县，寻常农户，一户五六口人，能分到十亩地，已是天大的福气。

       不少人家，兄弟三四人，合起来不过三五亩薄田；有的壮丁成年，娶妻生子，却连一亩属于自己的耕地都没有；有的全家老小起早贪黑，精耕细作，可土地就那么一点，风调雨顺也只能勉强糊口，一遇稍微的歉收，便立刻断粮。

       地少人稠，田不养人。

       这八个字，成了压在山西官府与百姓头上的一座大山。

       无地可耕的百姓，出路只有三条：一是给地主做长工、佃户，租田耕种，一年辛劳，大半收成要交给地主，剩下的勉强糊口，一辈子翻不了身；二是做小手艺、小买卖，铁匠、木匠、泥瓦匠、货郎，走村串巷混口饭吃，在这遍地是人的山西，也是难上加难；三是落草为寇，铤而走险，在山林沟壑里劫道谋生，虽能混一口饱饭，却也是提着脑袋过日子。

       乡间地头，随处可见青壮年劳力，身强力壮，却只能蹲在墙根晒太阳，望着满山坡的石头沟坎叹气。村落之中，孩童成群，哭声不断，父母看着一屋子儿女，却连一碗饱饭都给不起，夜夜愁得睡不着觉。

       山西的地方官，更是愁眉不展。

       百姓无田，则无粮可缴；无粮可缴，则税赋难完；税赋完不成，朝廷追责下来，乌纱帽难保。

       他们一遍一遍往南京上奏：“晋地民稠地狭，无田可耕，流徙渐生，恐酿祸乱。”

        这话，半点不夸张。

       一边是中原千里沃野，荒草长到一人高，良田万顷，却连一个耕夫都找不到；一边是山西遍地丁壮，有力气、有农具、有耕种经验，却连一块下脚的田地都没有。

       天下最荒诞、最刺眼的对比，就这样摆在了大明朝君臣的眼前。

       南京奉天殿里，朱元璋把户部的奏折拍在龙案上，声音冷得像冰：

       “中原空到无人种地，山西挤到无地容人。老天爷摆得明明白白，朕若再不动，便是对不起天下百姓，对不起这大明江山！”

       底下文武百官，鸦雀无声。

       谁都明白，皇帝口中的“动”是什么。

       移民。

       迁山西之民，填中原之荒。迁多余之民，耕无主之田。

       这是一道最简单、最直接、最能解决天下根本问题的国策。

       朝堂之上，人人都能算清这笔天下大账、江山大账。

       可没有人愿意去算，那一笔民间小账、骨肉小账——要把多少人，从世代居住的故土连根拔起？要拆散多少宗族，多少家庭，多少夫妻，多少父子兄弟？要让多少人，踏上千里未知之路，面对一片荒无人烟的死地？

        帝王要的是天下安定，官府要的是税赋充足，可那些被迁走的百姓，要面对的，是生离死别，是背井离乡，是前路茫茫，是生死未卜。

       洪洞县城外，广济寺那棵千年大槐树，依旧枝繁叶茂，浓荫蔽日。

       春日开花，夏日成荫，秋日落叶，冬日枝干苍劲。

       一代又一代山西人，在槐树下乘凉、闲谈、赶集、送别、相聚。他们以为，这一生一世，子子孙孙，都将守着这片安稳土地，岁岁年年，平安度日。

       他们哪里知道，山西的人满为患，中原的千里赤地，早已把他们的命运，绑在了一起。

       一道冰冷的圣旨，正在南京城里，一字一句，慢慢写着。一场绵延五十余年、涉及亿万子孙的大移民，已经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。

       大槐树的叶子，还在风中轻轻摇晃。可它即将见证的，不再是安稳岁月，而是一场又一场，撕心裂肺的离别。